批判科學的聲音，在哪兒？

劉敬文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不是一本新書，但它是一本批判「科學」的書。此書在出版當時曾引起不小的迴響，紐約雜誌(Times)以及自然雜誌(Nature)都有專文，各持立場，辯護／批判之。以下是本書內容與針對本書評論的簡介；簡介之後，是我自己的感想與看法。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e P r e s e n t的作Appleyard認為：一、科學與道德無關，科學不在道德範疇之內，科學具有非道德性(amorality)；二、科學在當前無所不在，影響無遠弗屆；科學已成為世界文化的核心，甚至取代傳統宗教，成為新宗教；三、西方人持續地失去道德與靈性，而科學，因不屬道德範疇但硬是扮演它無法勝任的道德宗教角色，故對此現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四、所以，我們對科學應採取抵拒的態度，而科學本身則應謙恭。

評論者Ferris對Appleyard的看法很清楚，他反對Appleyard的看法。針對前提一，Ferris認為科學展現了許多美德，比方說真理的追求。科學謹慎地驗證假設，踏實地追求真理；科學方法包涵道德面向，而這些道德價值觀（言論自由、平等公開等）恰好正是當今民主體制的核心道德價值。針對第二點，Ferris認為Appleyard混淆了科學與科技的區分，深入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是科技，而不是科學。Ferris說：「在美國，有五分之一的高中畢業生沒修過物理學、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聽過宇宙正在膨脹、五分之一的人相信太陽繞著地球轉，所以，Appleyard怎能說科學無所不在，成為文化核心呢？」。針對第三點，Ferris同意當代西方人的確逐漸失去道德與靈性，但這與科學本身無關，不該怪罪科學。該為此負責的是不道德地濫用科學知識的那些人們，而不是科學家。如果科學家有錯，那律師、醫生、生意人等也都通通有錯才對。簡而言之， F e r r i s 認為Appleyard的前提皆錯，所以整個論證不真確(unsound)。

我個人比較同意F e r r i s 的看法。Appleyard對科學的批判也許放在美國並不是那麼恰當，正如Ferris所言，Appleyard只是在攻擊稻草人，他所攻擊的對象，在今天即便有，也為數很少很少。不過另一方面，結合我在台灣的經驗，這一段Ferris與Appleyard的對話，卻讓我在「思想意見的多元與衝突」這一點上，有些感想。

在台灣，「擁護科學」的一方與「批判科學」的一方，無論在哪一種媒體平台上、在哪一個教育層級，都很少有像Ferris與Appleyard這樣的對話交流。這使得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們，其實是在某種「幾乎不受挑戰批判」的威脅下，安穩地進行其科學研究。國內的科學研究生甚至教授，對於這類與科學批判相關的議題普遍陌生無知，而且態度上也根本不在乎。為什麼無知？因為在專業養訓的過程中，無論課內或課外，皆缺乏聽到這類聲音的機會；為什麼態度上不在乎？因為無論在學校內或學校外，這類批判科學的聲音力量都太過薄弱，薄弱到「不足為懼」。但西方不一樣，他們有深植的批判傳統，即便選擇科學作為一身志業，不只在正式執業的過程中得戰戰兢兢地準備迎接來自各方的實際挑戰，在受訓練的過程中，就會有許多機會熟悉各種批判科學的聲音。

「不過，即使如此又如何呢？先不論非科學從業人員，單論科學家，他們還是對社會很有貢獻啊！科學家還是一樣發表了許多論文，研究生還是很努力地從事科學研究，大學生也還是學了很多有用的科學知識啊！」是如此沒錯， 但這看法也許過於短視。若我們將視角拉遠，看我們的學校教育、看我們的媒體所提供的資訊，我們會發現，至少在批判科學這一塊，我們的豐富性與多元性都遠不及西方。而缺乏多元性豐富性，會導致什麼後果呢？

先不論對其它非科學人士的影響，單論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我認為，科學家、科學本科的大學生與研究生，在缺乏批判訓練與批判壓力的多元資訊環境下，將會自然而然且無意識地將科學「宗教化」，並成為忠誠的「科學教教徒」。當教徒有什麼不好呢？如果教徒不掌權，那也許真沒什麼不好。但不幸，事實不是如此。台灣存在一堆名為大學，但實為系所設立不平衡的「專業技術養成訓練中心」。對於那些掌權的科學教教徒（或教主）來說，一所學校沒有哲學系、文學系、歷史系、社會系沒關係，但不能沒有電機系或生科系，因為後者的知識才會帶來力量，因為後者是有用的，因為後者是人人皆應膜拜欽慕的「科學」。

結語。這是台灣的悲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事實上不只是科學，在任何其它領域也都有類似的現象：我們往往只擷取人家的最後成果，卻忽略了人家曾流過的血，以及那漫長蜿蜒的歷史血跡。這「截頭去尾」的習性，使我們在思考時缺乏深度與廣度，在面對實際問題時缺乏危機意識。這讓那些科學本位主義者，挾著科技的力量，有機會得以霸佔資源分配權，讓多元制衡的機制受到嚴重的破壞。而這些提醒了我們，也許我們該建立批判的傳統，將真正的多元落實在每一個面向、每一個角落。

參考資料：The Case Against Science By Timothy Ferris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571

Bertrand Russell concluded his 1933 book The Scientific Outlook with a chapter warning what life might be like in "the world which would result if scientific technique were to rule unchecked." Many of Russell's prophecies sound quaint today: He fea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orld government that forbade the public from reading Hamlet and jailed anybody who wouldn't work. He was concerned that medical advances would make life so long and safe that thrill-seekers would commit
suicide for recreation ....